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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语

　　高明，字诚之，男，1926年出生于天津。1949年至1952年为天津市劳动局干部，1952年至1956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曾任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中国文字博物馆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秦文研究会学术顾问。

　　著有《中国古文字学通论》，《古文字类编》，《古陶文汇编》，《古陶文字徵》，《帛书老子校注》，《战国陶铭》，《中国历代王朝兴亡四字歌》，《高明论著选集》等。先后在国家学术刊物发表的论文以及为其他学者著作撰写的序言、评论等总计约六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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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者：高先生，北大自1952年创建考古专业，后来发展成考古系，以至现在的考古文博学院，至今已整整60年，您经历了这60年的全过程。我们来采访您，想了解北大考古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中间的发展情况，出现过什么问题？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什么挫折？还请您谈谈您个人的出身和家庭情况。

　　高 明：有一些事情我都已经记不太清楚了，我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

　　采访者：好，就这样。

　　高 明：恐怕把这些问题都谈了，不是一两个小时，还要再找别的时间，你们有时间吗？

　　采访者：有，我们随时都可以，就看您的时间。

　　高 明：我知道考古文博学院的学生不太了解考古专业如何一步一步由专业到系然后发展到院的过程，它是如何成立的，当时学生的情况如何。这个谈起来很有意思，大家知道创建一个专业是很不容易的。北大最初有这么个考古专业，在全国来说是第一份，是最早的，从无到有，所以很不容易。我也愿意把这些事告诉大家。有一些事情是很痛苦的，因为我们经历的那个年代，尤其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前，“四人帮”直接控制着北大，对北大来说那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害，是一个非常不利的时期。

　　想起来我们那些老师，他们很善良，知识非常丰富，一个一个地都被打倒了，有的被整死，我们想起来非常痛苦。对我本身，虽然我没有受到任何的冲击，可是我看到有一些非常好的人，对工作非常认真的人一个一个地上台挨斗，自己心里也非常不舒服。所以有很多事情我都不愿意谈，不太愿意谈，因为谈起来让人很难过。我个人也有跟一般同学不一样的经历，对我也是一种痛苦的回忆，所以我一般都不愿意讲。

　　今天你们来访问，而且花费了很多时间向我了解过去，甚至我家里的情况，个人的情况，我就敞开怀，就把我知道的情况谈一谈，先谈谈我个人的情况。

　　采访者：好，太好了。

　　高 明：我来北大以前的经历，跟一般的同学不同。我不是从小像一般人读书，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我是从小学徒出身的，我从14岁学徒，学做衣服，成衣。我为什么要这么早学徒呢？因为我父亲死的早，我10岁父亲就去世了。我们是城市人，都是靠工资吃饭的，父亲一去世，家无任何的财富、资产，不进分文。我有一个姐姐，虽然我才10岁，可是我在男孩子当中是最大的。

　　就在这个情况下，我只是上了两年的小学就学徒去了，学的是做成衣。在私人小作坊里面去当学徒，小作坊里的主人和他的夫人，还有他的孩子，再有几个比较大一点的徒弟，还有师傅都住在一起。新去的十三四岁的孩子到那儿主要是看孩子、洗碗、做饭、跑腿，主要干这个。很早就得起床，很晚才睡觉，我干了半年就回家了，我家在天津市内。母亲见我回来了，只好再托人给我找别的工作。

　　后来又在一个洋布庄学徒，到那儿就好多了，这家是很有名的布庄，天津仁昌绸布庄，在那儿学了三年，那时候我就十六七了，比较大了。不赚工资只管吃饭。我为什么在那儿被解雇了呢？这话已经有70年了，因为那里面有一位比我大很多的人，我始终不能忘掉的那位好人，他叫刘光来，他知道我很要强，但是家境不好，他也知道我的文化比较低，他就跟我说，你晚上少睡会儿觉，我教你一些文化。

　　从什么开始教呢？《三字经》。布庄晚上一般关门的时间是10点钟，10点下班了，所有人都睡觉了。我们10点半开始，这位刘先生教我读书。我们读到11点半，甚至12点才睡觉，6点多钟起床。这位刘先生很好，他岁数也并不是很大，也就是三十岁左右吧。他不光教我，他也学习。我们在那儿几乎学习了两年多，读了很多的书，比如说《三字经》《四书》《左传》《诗经》都是他给我讲，我来背，现在我还能够背出来。如“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背这段书都是在十几岁时晚上跟刘光来学的。

　　可是时间长了，学了两年多了，每天读到深夜12点，就有人嫉妒，认为你们晚上不睡觉，影响大家。其实我们并不影响，都在一个很僻静的地方学习。也怨我，有时候背不过来白天找个背静的地方去读。这下子人家就给我告状了，告到经理那儿。经理把我找去了，他说你为什么在这儿不踏踏实实地工作，你搞这套干什么。我那阵儿对那个工作已经烦了，那时候我也大了，十六七了。干了三年了，一分钱也不挣，只管伙食。我就没有跟他求饶，我说我读点书提高些文化好工作。我没有服软，没跟他求饶，结果就被开除了，开除以后我就失业了。

　　1931年日本占领东北，1937年卢沟桥事变。我是1926年生人，青少年时期正受日本统治。我失业了一段时间，后来我就做了现在来说公交车上卖票的工作，那时叫车守，就是公交车上的售票员。因为那时我已经有一定的文化知识了，所以到那儿一考就考上了。

　　大概是1942年，我当上了公交车的售票员。这项工作有一个好处，就上半天班。他是早晚换班，早晨6点上班，7点出车，中午1点下班，这是早班。晚班中午1点上班，晚上10点下班。你看现在公交车不也是早晨6点多钟出车，也是在中午换班，每辆车配一个开车的，一个卖票的，都和现在一样。不一样的在哪儿呢？那个时候是在战争时代，没有汽油。

　　采访者：那靠什么呢？

　　高 明：公交车的后面有一个炉子，炉子里头烧煤，要有一个手摇的吹风机，把这个煤越烧越热，可是烟出不去，烟越烧越浓，所谓的嘎斯，摇到一定的程度，拿火一点就着了，它叫嘎斯车。为什么6点上班，7点出车？一个小时要把煤续好了，生好了炉子，把车开动。一般人都不想上早班，早班辛苦，都希望要晚班。可是不行，得来回倒，早班虽然辛苦一点，但下午的时间是属于自己的，所以我是专要早班。

　　采访者：为什么？

　　高 明：我1点下班以后吃了饭，后半天我可以去学习，天津有一个汉英数补习班，专门给中学生补课的地方。譬如说你代数学不好，你可以到那儿去选代数，他到时候凑够人数就给开班。再比如说学三角，他贴出来什么时候哪一位先生讲三角学，想学的把名字填上，凑够十几个人他就告诉你，几月几号开班，收费。就是你在中学没学好，到这儿补习。

　　那就是培养我学习的地方，它一般都在下午上课，校长姓王，王先生，跟我是最熟的，因为我既要学英文，也要学汉语，还要学数学。所以我是最常年的学生，我在公交公司当车守的三年的时间，一直到1945年胜利以后，我上午工作，下午就在那儿学习。所以我这三年已相当于高中程度了，不仅数学学的不错，汉语我古文比较好。现在中学都学现代汉语，我学的是古文，我对古文很感兴趣，请老先生给我专门讲授，主要课本是《古文观止》和唐宋诗词，所学的我自己都要求背诵，而我自己也知道怎么样学习。因为我是自学出身的，自学我有一套我自己的方法，所以我英语也学的不错。1945年胜利了，那阵子心情特别的好，可以想象。经过八年的亡国奴生活，好不容易盼来了胜利，怎能不高兴。

　　后来就想不干车守了，我考入了国民党接收天津后建立的一个学校，这个学校相当于大专的水平，它叫职业训练班，设有纺织科，土木建设科，农艺科，还有商业科，好多科。我报了纺织科，这个学校也比较难考，我还算很幸运地考上了纺织科。

　　采访者：这个学校交学费吗？

　　高 明：不交学费，而且伙食方面还有补助，所以我才敢报。我考上以后我就跟我母亲商量，我母亲也支持，那阵子我们都大一点了。学纺织原计划是两年毕业，毕业以后包分配。1946年暑假后开学，到1947年暑假以后国内的战争越来越厉害了，学校经费发生了问题，所以只上了一年零几个月的时间，学校就关门了。学校校长说你们自我实践，自谋职业，学校没有经费了。

　　在这个时候，1947年的上半年有一个机会，这也是学校介绍的。他说你们来的时候好多人是同等学历，天津市有一次高中学生的通考，所有的高中学校都要经过一次通考，你们当中有的学生有文凭，如果没有文凭的你们可以去报名参加通考。如果考取了，会同当届高中生一样得到文凭，将来你们可以去报大学。咱们学校经费也有困难，就是给学生找出路。

　　因为我没有文凭，我就报考了。简单说，我的成绩极高，给我一个最好的天津二中文凭。还给我一个在纺织科肄业的文凭，因为我是两年毕业，中间关门了，不叫毕业，叫肄业。所以我在这儿上了一年半的学，拿了两张文凭，一张是纺织科的肄业，一张是我参加通考二中的文凭。

　　失业了，学校原来是保证给你分配工作的，现在学校连经费都没有了，而且战争又非常紧张，纺织厂不要人，分配不出去。所以我回家了，在这个阶段是很痛苦的。我只能做一些小生意，卖一些杂货什么的维持生活，补助家里。还不错，有人很同情我，把我介绍到天津市社会服务处做一名额外职员，编制以外的职员。

　　社会服务处是天津社会局建立的一个服务机构，里面有阅览室，可以阅读图书、报纸，有理发馆、照相馆、餐饮馆。比如说你走在外面下雨了，你可以到那儿去租一把伞，你有的东西太重了，可以搁那儿保存，它叫社会服务处，给群众提供方便。可那里的职员都是带编制的，它也算是一个国家成立的社会服务处，编制都满了。我只能做编制外的人，编制外的跟编制内的不一样。理发馆、餐饮馆、照相馆都租给私人办，每月收入多了就多给你点，收入少了就少给你点，只能维持我个人的生活。

　　我在里面具体工作是在阅览室管图书。这个工作我很喜欢，外面是一个阅览室可以看书，看报纸，我可以随便地东翻西翻。这个阅览室跟天津的图书馆建立关系，计划两个星期一换书，两个星期我把这里的书拉到那儿去，再换新的书回来。这会儿就是1948年底，我在那儿整整干了一年。到了1949年初，天津就解放了。社会服务处有将近40个人，40个人里有20个是女的，都是国民党的那些当官的夫人、小姐，每天打扮得花枝招展，不做工作，成天说笑聊天。我们这些额外职员没有名额，让你来你就来，不让你来就不能来了，所以许多工作都是我们编制外的做，但是人也不多，也就几名。天津一解放，共产党就把社会服务处接收了，接收以后，把原来的一些职员遣散了，仅留了几个人。大概是四个人，十分之一，其中就有我，把我留下了。

　　我就从额外的职员变成了国家的干部，一个月拿320斤的小米，我第一个月的工资就发的小米，第二个月是一半小米、一半货币。以后就变成了人民币，大概人民币也就是30多元钱。

　　采访者：是食物供给制。

　　高 明：对，那就是1949年初。我就成了共产党的干部了，也算是一个正式的工作了。后来社会服务处改为劳动局领导。这个单位就改成了劳动介绍所，专门帮助一些失业的人就业。我一直在这儿工作了四年，虽然没有什么职称，一般的干部，但是我在里面负了很重要的责任，可以说其中一个部门的责任就由我来负责的。但是我是留用的干部，也不是党员，在那儿入了团，是个团员。

　　1952年暑假，我26岁。我向领导提出来，我要考学。领导跟我说，保送大学调干生数额是有限的，一般来说都是一些进城的干部和过去从事革命地下工作的一些人，这些人都占满了。意思是说你还不能保送上大学，我说我想考，我凭我自己的能力考。领导很通情达理，说你要是想考学呢，你考上了你就走，你考不上你还留下来。我说请你给我开一个证明，没有证明不能报名。劳动局给我开了一个同意高明报考大学的证明，我拿着那张高中文凭和证明信就报考了。

　　采访者：您当时就报了北京大学？

　　高 明：我报的就是一家，原有六个志愿，诸如最高的是北大、清华、天津大学，一直到师范学院，一个一个的台阶。我六个志愿报了三个。第一个北京大学历史系，第二个北京大学中文系，第三个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我就是三个志愿。我的意思考就考北大，要考不上就好好工作，结果很幸运被北大录取了。那时候考三天，语文、外语、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共九门，这三天下来我自己也不知道结果会如何，生物、物理、化学得分一定很少。我自己比较满意的就是历史、地理、中文、外语、数学和政治，这几门我可以拿一些分。而且我估计的分还可以，平均起来我想可能有点希望，但是我也不敢太乐观，因为北大不太好考。还不错，突然接到了北大学生会发来的祝贺信和学校发来的录取书。我接到录取书，就找到我们领导，我说我考上了。

　　采访者：您考试是在哪儿考？您是在北京考的还是在哪儿考的？

　　高 明：是在天津，在中学里头有考场。我拿着录取书给了我们领导看，领导就说，你考上了我们同意你去。但是你不是保送的，你必须得辞职。我就是这样，辞掉了劳动局干部的工作，以学生的身份考进北大历史系。为什么学考古，在我们这个班里学考古的学生原来大家都不知道考古是怎么回事，我为什么学考古？就是我爱看书，我那时候不是太懂，我看过顾颉刚的《古史辨》，看过王国维的著作，当时我拿不准他们的观点，比如顾颉刚的叠累式古史观，王国维采用实物和文献结合式研究。我当时还算是一个史盲吧，我看他们的书我同意王国维的说法，我认为顾颉刚的观点又可信，又不可信。所以我选考古专业比较坚定。他们问我，你学哪一个专业，我马上就说学考古。我对考古没有怀疑过，今天看来我学考古还是对的。

　　采访者：您当时选择考古这个专业是一个自我认识的结果，自己考虑过的。

　　高 明：对。在管图书的那一个阶段，我看书比较杂，什么书都看。因为上班没事，无人借书，没事自己坐那儿看，它是一个窗口，有一个桌子，外面来借书，我就给他书，到时候给收了。没事我就自己看，有的时候下班了，我还在看书。所以我在这里面得利很多，这份工作工资虽少但对我的帮助比较大。

　　解放后我是八小时下班。那个时候我姐姐已经结婚了，我弟弟已经上大学了，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我家就是我跟我母亲两个人，我跟我母亲两人住了四年。我下了班，吃了饭没事就看书。所以我考大学没怎么准备，那些保送的人提前半年进南开大学进行先修。我是报考，我没有先修的条件。

　　我有幸考上北大，我愿意离职去上学，所以我不是调干的。那时候北大凡是进来的学生，每人每个月12元钱的伙食费，不管你家里多么富，进了学校，伙食费12元钱全由学校负责。困难的学生每一个月可以申请困难的补助，一块钱到三块钱，可以自由申请。我申请一元，买一些笔墨纸张，那时候便宜，所以就一元钱，可是买不起脸盆，我跟我们同室的方酉生一块儿，用了两年他的脸盆。

　　到了三年级的时候，突然学校学生科找我。他说你过去来学校前做什么工作？我说我在天津市劳动局。他说工作了多长时间？我说将近四年。他说天津劳动局把你的档案转到北大来了，我们才知道你已经工作了四年，从现在开始你享受调干的待遇。

　　采访者：这个待遇具体是什么样的待遇？

　　高 明：分几等，有每月28元钱的，有32元钱的，大概还有多一点的。我拿32元钱，我为什么拿32元？因为1952年离开劳动局那年，正在评级，过去没有评级，就是我一个月拿38元，那时候许多干部都是供给制，从1952年开始都要评级拿工资。我刚才说了我虽然没有什么职称，但是我在里面负责很重要的工作，所以评级给我评的很高，别的青年人都是拿62元的工资，而我被定为78元。

　　采访者：挺高的。

　　高 明：我比他们高三级，我拿78元，那时候78元是相当高了。我在北大调干的待遇不是最低等的，也不是高等的，是中等的，32元钱。在北大从三年级开始我的生活就大为转变，我的经济状况就改善了，一直到毕业，毕业的学生都拿62元，我们同班都是拿62元，我拿78元。而且我的工龄还是从1949年开始算的，这一点北大人事处都跟我讲清楚了，说给你改成调干，你前面的工龄，连上学的都算工龄。所以对我来说是非常有利的。我个人的情况，我只同个别同志谈过这些事情，因为我早年丧父，家里比较困难，我是遇到了一些比较好的人，像刘光来他帮助我，教我怎么样学习，教我怎么样背这些书，就从那儿种下了这颗种子。由于我习惯背书，对我也有很大的益处，这就是我考进北大和在北大学习的情况。

　　采访者：您是1952年入学是吧？

　　高 明：1952年8月我收到北大的通知书，被历史系录取，来函问我选哪个专业，我立即回函选考古专业。在入校以前，我对考古还是读了一些书了解一些情况，所以我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考古专业。考古专业的课程比历史专业的要多，历史课是跟历史专业的同学们一起上的，我们那时候上的中国史，夏商周是张政烺先生，秦汉是余逊先生，唐代是周一良先生，宋代是邓广铭先生，明清是许大龄先生，近代史是邵循正先生，全是国内的权威，除了许大龄以外这些老师都是当时第一流的教授，因此我们受益颇多。讲世界史是胡钟达和齐思和，还有杨人楩，这在当时来说都是大学者。考古专业当时刚成立，我们是第一班学生。考古专业可以说是空壳，当时的正式教员仅两位，一位是宿白，一位是阎文儒。他们是向达的学生，都是搞隋唐和佛教石窟的。

　　除了他们两位教员以外还有吕遵谔和李仰松，他们都是博物馆专修科毕业的，中途转过来了，对考古也可以说没有系统学过。

　　采访者：他们两位是教员吗？

　　高 明：是助教。李仰松是刚毕业，还有一个绘图员叫刘慧达，一个照相的叫赵思训。有两位资料员资格很老，年纪也比较大，一位是容庚的妹妹叫容媛。还有孙贯文是搞拓本的，是一位很老的专家，就这么几个人。讲课的教员大多数是从外面聘来的。

　　考古专业成立是由三个单位组成的，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科学院考古所，还有文化部文物局。三个单位有哪些人负责呢？北京大学历史系是翦伯赞主任，考古所是夏鼐所长，文物局是王冶秋局长，他们三个人全是领导，工作都很忙。可是由他们三个人代表这三个单位，因为北大自己没有这个力量，三个单位共同成立这么一个考古专业。考古专业摊子虽然很小，后面的支持力量却很大，聘请开课的教员都是全国一流的专家。

　　52级考古班部分同学和阎文儒老师在考古发掘工地。前排左二黄景略，左三徐元邦，左四夏振英。中排左一唐荣芳，左二郑振香，左三阎文儒，左四叶小燕。

　　旧石器讲课的是裴文中，是当时旧石器的大专家。新石器讲课的是安志敏，科学院考古所的。殷周考古是郭宝钧，秦汉考古是苏秉琦，隋唐考古是宿白，古建是梁思成，绘画是故宫的徐邦达，古文字是唐兰，这些当时都是大人物，他们知识非常的渊博，是国家著名的大专家。他们工作很忙，给北大讲课对他们来说并不是很重要的职务，不可能像我们教员一样写讲稿，所以说讲课没有讲稿，更没有讲义。

　　他们讲课的特点都是讲他们对某一些问题的研究成就，我们刚进学校的高中生，对考古一点都不了解，譬如讲旧石器时代，学生只知道一个周口店，具体情况不了解，裴先生讲的比较多，同学们听起来很困难，有点摸不着门。各位先生不一样，有的就是讲他的研究成果，讲的都是非常专的，同学们很需要一些基础的知识，所以感到这些专家讲课让同学们接受比较难。例如夏鼐先生讲考古学通论，一个时代一个时代地讲，夏鼐是浙江温州人，温州人讲话是最难懂的，他的声音又小，只有个别人能听懂，大部分人听不懂，主要是学的基础知识太少，夏先生提到一些著名的地方，同学们脑子都是空的。

　　在当时还闹过一些意见，经过系里领导和学校领导说明这个问题，指出你们是第一班学生，过去没有这个课，现在只能请各个单位的专家，人家来到学校是很不得了的，这些专家都不是一般人。你们都得用心的听，好好学。同学们也很理解，因为第一班学生就是为了给考古事业的发展培养人员。我们三年级结束以后到陕西西安半坡实习，那时候系里面还没有人领导我们去发掘，阎文儒把我们19个学生带到西安交给了陕西省考古所，当时叫半坡发掘队，领导人是石兴邦。石兴邦是发掘队的队长，也是我们的导师，我们到了工地才知道考古是怎么回事。经过半年的实习，对半坡遗址进行发掘，半坡遗址保存很好，有各种各样圆形的、方形的洞穴型的房子，还挖了一些遗迹和遗物，学会一些田野考古的技术，再回忆课堂讲的内容，觉得收获很大，掌握了考古怎么样分地层，怎么样辨土色，怎么样清理扰乱坑。这时候我们对考古才开始有认识。我们实习完了都没有回家，在那儿过了春节，后来就转到科学院考古所了。考古所在张家坡发掘西周的一个遗址，当时领导人是王伯洪，他是考古所的副研究员。我们在张家坡在他的指导下，挖了一些西周墓，不是大墓，都是中小墓。也发掘了一些遗址，经过这两次发掘，同学们对考古才有深的了解。

　　采访者：张家坡的发掘持续了多长时间？

　　高 明：也是半年。我们实习了一年，在半坡半年，在张家坡半年，每半年分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发掘，后一个阶段是整理，把发掘的东西进行陶片分系，碎陶片进行粘对，复原器形。整理完了以后，因为自己的发掘毕竟是有限的，把邻近的几个方凑在一起写一个报告，所谓的考古学报告，作为这次学习的成就，也就是说毕业论文吧。

　　我们毕业以后学校留两个人作助教，留了我和祝广褀，后来因为国家博物馆刚建馆，需要人就找北大要人，祝广祺去支援历史博物馆，就调那儿工作去了。他是上海人，后来调到复旦大学，我们考古班就只有我留在北大。

　　1958年我领着学生在陕西华县进行田野实习，关于“拔白旗”的问题，我这里有一篇文章，是1958年的学生潘其风写的《毕业实习拾零》，道出他班的支部书记，他所谓的L先生的独断专行的情况。文章写得真实而具体。

?1956年春，1952级本科生于圆明园测绘课实习时合影（后排左五为高明）

　　节选自《记忆：北大考古口述史》｜

　　本文转自自“阅读培文”微信（ID:pkupen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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